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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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

历史上的朋党之争你知道吗?不知道没关系,趣历史小编告诉你。

所谓“朋党”,按《辞海》的解释,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,朋比为奸;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,即结成利益集团。需要指出的是,在中国古代官场,士大夫结党是常事,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。东汉的党锢之祸、唐代的牛李党争、宋代的元祐党案、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。这种党派门户之争,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,但互相攻伐的结果,往往是敌对的双方都难免意气用事,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,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,政治变得益发腐败。所以,不论所取何义,中国历史上的“朋党”问题都暴露了封建专制的阴暗一角。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礼仪教化为治,因而形成了讲“德”治而不讲法制的传统。但在政治运作中,由于硬性的制度约束不健全,光靠软性的道德教化来约束人,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,但局限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那个时候,生产力很不发达,仓廪不实,腰包未鼓,人们的各种需要很难得到满足。此时,光讲一个人要知礼节、守礼节,不要有非分之想,显然有唱高调之嫌,不合常情;倒是见利起意或见利忘义,时不时突破道德的底线去钻制度的空子比较正常,也更合常理。求诸实际,官员们在替皇家办事的过程中,为压制甚至打击政敌,获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,难免要常常利用同门、同乡、同年等多种关系,结成各种利益集团,各类“朋党”也就因此产生了。当各种利益搅和得如一团乱麻时,朋党之争也就日趋激烈,而朝政也日渐脱离正轨,走上邪途。尽管最高统治者也可能采取严厉措施以铲除朋党,如唐昭宗时,“尽杀朝之名士,或投之黄河”,但由于历代王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难以摆脱播龙种下跳蚤的怪圈,以至继任者驾驭政治的能力越来越差,因而,朝政不仅难以因打击朋党而得到扭转,反而因按倒葫芦起来瓢的效应而益发腐烂下去。而且,一个王朝的寿命越长,朋党问题就越是盘根错节,就越可能在这种扰攘不息的政争中走向尽头。回顾历史,汉、唐、宋、明,概莫能外。有趣的是,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官僚政治中,历朝历代都有很多饱读诗书、浸淫于儒家政治伦理的士大夫,他们不仅对前朝“朋党”问题的为害之烈有深刻认识,而且对当朝“朋党”问题也特别敏感,甚至神经过敏,到处捕风捉影,诬陷好人。他们多认为,“动则争竞,争竞则朋党,朋党则诬誷,诬誷则臧否失实,真伪相冒”。于是,就难免要以一副忧心忡忡的姿态提醒君上“塞朋党之门”,“禁朋党以厉百姓”。应该说,他们的动机是为了皇权永固,朝政清明;他们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渐,甚至未雨绸缪,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。但问题是常常搞过了头,无中生有,无限上纲,甚至拿“朋党”作整人的幌子,弄得满朝杯弓蛇影,人人自危。而君上一旦误入这一圈套,雷霆大发,打击的就是一大片,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,君子遭殃小人得志。结果呢?必然就是正士远离权力中心,抱道君子齿冷心寒,朝纲日渐紊乱,朝政日渐腐败。如宋仁宗庆历四年,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,新政甫行,就遭遇到这样的怪事:以吕夷简、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改革,反对新政,但他们并不直接攻击新政,而是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,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、尹洙、余靖等人结为“朋党”。一般而言,任你如何清白,只要被戴上“朋党”的帽子,就万事休矣,因而气得大文豪欧阳修牙根痒痒,立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《朋党论》予以回击。他的这篇《朋党论》雄文,今天读来,仍有深长意味。与常人朝结党营私方面去看“朋党”问题不同,欧阳修对“朋党”提出了新的看法。他认为,“朋党之说,自古有之,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”,对“以同道为朋”的君子朋不必紧张,对“以同利为朋”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气。为什么?因为明道君子“所守者道义,所行者忠信,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,则同道而相益,以之事国,则同心而共济”。所以,他提出,“为人君者,但当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”。倘能如此,不仅不会引发朋党问题,导致朝纲紊乱、朝政失序,而且还将达到“天下治矣”的目标。他所提出的“君子朋”与“小人朋”、“真朋”与“伪朋”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,只不过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伪朋、用真朋,实在是太难了。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,也是党争不断。东林党与宣党、昆党、齐党、楚党、浙党互相倾轧,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。夏允彝在论及明末朋党之争时,慨乎言之:“朋党之论一起,必与国运相始终,迄于败亡者。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,必以党目之。于是精神智术,俱用之相顾相防,而国事坐误,不暇顾也。且指人为党者,亦必有党,此党衰,彼党兴,后出者愈不如前。”崇祯帝即位后,果断地处理了阉党逆案,似乎给晚明政治带来了一线希望。遗憾的是,他虽然打击了阉党,稳住了阵脚,但并没有能够从朋党的阴影中走出来,也没有把大明政权从党争的阴影中拯救出来。崇祯帝不相信任何人,只相信自己,所以用人不专,奖惩随意,朝令夕更,这就弄得官员们手足无措,动辄得咎。那些怀抱修齐治平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感、使命感,首鼠两端,明哲保身;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扫地,结党营私,置国家利益于不顾,唯知紧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那点小利益。如此这般,无论是中朝的宦官,还是外朝的士大夫,结党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断,反而变本加厉,更甚于前。无怪乎崇祯帝看到这般情景也要喟然长叹:“诸臣但知党同伐异,便己肥家。”其时的大明政权,外有后金的强大威胁,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,真是危如累卵,而与大明政权休戚相关的肉食官员们却忙于结党,忙于窝里斗,没有几人真正为大明政权的存亡操心,崇祯帝又缺乏挽大厦于将倾的胆识、手段与能力,亡国的命运也就如影随形,跟定他了。政治权力理当用来为天下谋利益谋福祉,但在不讲法制的中国传统社会,政治权力一眨眼就由公器变成了私器,变成了假公济私、损公肥私的工具,上述朋党现象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这种演变,难怪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,民主、自由和科学是那般受到现代中国人的顶礼膜拜。<

宋徽宗崇宁三年,权势熏天的宰相蔡京为大宋朝开列一份黑名单,黑名单人数众多,总计309人。这些人中不乏像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东坡、秦观、黄庭坚、程颐等忠贞正直、流芳千古的人物。他们统统被称为“奸人”,他们的“恶名”被刻在石碑上,昭示于天下。上了黑名单,活着的,轻则流放,重则关押;死了的,让百姓唾弃,叫他们遗臭万年。这就是北宋末年影响深远的“元祐党人案”。

原标题:刻石为记的黑名单,非原版还是国家一级文物

说到朋党之争其实不管如何最后结局怎么样,都还是会有影响的,这个宋朝的朋党之争就非常非常严重,话说对北宋都有很大的影响,那么有的人问了,这到底有什么影响呢?下面就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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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子群而不党,小人党而不群”,封建社会士大夫政见相同、意气相投时,越聊越近乎,就会拉帮结派,形成利益集团。所谓的“君子不党”没几个人能做到。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,就是“党争”。党争在历朝历代都存在,影响比较大的有晚唐牛、李的“朋党之争”,明朝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,北宋新旧两党之争。这些党争加剧了政权的动荡,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重要因素,因此史学上有“国之将亡,必兴朋党”之说。

《邵氏闻见前录》上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——

儒家常说“君子群而不党”。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都是儒生们所造成的恶果。所谓“朋党”指的是臣子们为了争权夺利,从原本的个体组成集团、派系来相互争斗。朋党不仅对于宋朝来说是一个危险。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朋党都是深恶痛绝。因为臣子天生就是和皇帝对立的。皇权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臣子进行限制。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。但如果臣子结成朋党,那么所产生的影响足以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。况且臣子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良性循环的。但如果形成朋党之争,那可就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。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。

北宋的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,前后历经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朝,历时约半个世纪,对北宋政治影响很大。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,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,守旧派人数众多,王安石无人可用,只好大胆启用新人,许多奸佞小人厕身其中,因宋神宗当时的年号是元丰,新党也被称作“元丰党人”。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,大打出手,大多旧党官员被贬谪流放。

北宋时期,西安有个名叫常安民的石匠,在石头上刻字是一把好手,在业内很是出名。

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朋党之争。比如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,其直接影响就是文臣、士大夫两次反宦官集团的党锢之祸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的党锢之争又影响了汉朝的根本。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。再比如唐朝的牛李党争。以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和李德裕、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斗的不可开交。在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之中。直接影响了唐朝的统治根本。而明朝东林党案更是直接摧毁了孱弱的明朝政权。中国历史上的“朋党之争”直接暴露了封建专制的阴暗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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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沙网站手机版 ,常安民是个学习型的石匠,工作之余,收集前朝碑刻的摹本,自学各种字体,就连深奥的篆体字也能通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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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丰八年,宋神宗病死,赵煦登基为帝,是为宋哲宗。改年号为元祐,此时宋哲宗才九岁,由高太后执政。高太后执政后,启用司马光为宰相。司马光上台后,尽废新法,对新党成员也是“反攻倒算”,将新党成员章惇、蔡京、蔡确等逐出朝廷,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旧党也因此被称为“元祐党人”。

宋徽宗崇宁初年,官府找到常安民,要求他刻一块石碑,上面罗列的名字都是“奸党”,这块石碑就是著名的“元祐党人碑”。

而宋朝的党争之乱也不弱于以上几个朝代。典型例子就是宋仁宗时期,当时出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主张改革,也就是后来范仲淹发起的“庆历新政”。但是以吕夷简、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却极力反对改革,反对新政。因为新政有宋仁宗的支持,所以他们不敢名目张的攻击新政。而是迂回绕开了新政,直接攻击范仲淹和欧阳修、尹洙、余靖等人结为“朋党”。他们很清楚打蛇要打七寸,只要搞掉了力主新政的范仲淹等人。那么新政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了。而朋党又是一个极好的手段。因为不管你是不是朋党,但要是戴上了朋党的帽子。那就完蛋了。马上就会成为别人针对的对象。果不其然,不久后,新政受挫,范仲淹也被贬出京。轰轰烈烈的改革戛然而止。

元祐八年,高太后去世,宋哲宗亲政。他对高太后的压制和旧党不满,召回了章惇、曾布等新党,恢复了王安石新法中的“保甲法”“青苗法”“免役法”。章惇等上台伊始,就大肆报复。就这样新党和旧党反反复复,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一方得势,不问青红皂白,必对彼方打击报复。割裂越来越大,仇恨越来越深。国家的政策不能延续,内耗严重,大宋一步步走向覆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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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到了宋徽宗时期,崇宁元年的元祐党案。当时宋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。以崇奉熙宁新法为名,命令蔡京登记所有元祐旧党姓名。蔡京把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等一百二十人尽皆列入册上。新党的陆佃亦也被蔡京登记在册。而这些人的都被刻在端礼门及各地官厅之前,并且称呼他们为“奸党”。三年之后蔡京又重新裁定奸党名单。此时奸党人数以高达三百零九人。之后蔡京手书“元祐党籍”,
刻石于天下。凡是名字在党籍册者皆锢其子孙,不能官京师及近甸。史称“元祐党案”。

到了宋徽宗、蔡京掌权时候,对旧党的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起初宋徽宗对党争的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,他认为“元祐、绍圣均有得失,欲以大公至正,消释朋党,遂改元为建中靖国”。但好景不长,他受宰相曾布的撺掇,想行速效之法,又改年号崇宁。崇宁何意?崇尚宋神宗熙宁变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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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可以看出,宋朝官员针对政敌的时候,惯用手段就是诬陷对方为朋党。他们多认为,“动则争竞,争竞则朋党,朋党则诬誷,诬誷则臧否失实,真伪相冒。”而皇权统治者也被他们搞得杯弓蛇影。往往为了防患于未然,所以一经有人被诬陷朋党便立马着手解决掉对方。结果呢?必然就是正士远离权力中心,抱道君子齿冷心寒,朝纲日渐紊乱,朝政日渐腐败。长此以往下去就会导致“君子道消小人道长,君子遭殃小人得志”。最终结果就是社稷崩亡。

宋徽宗选用的主持变法之人是蔡京。蔡京是北宋有名的权相,是
“六贼之首”。他四度出任宰相,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。蔡京是奸邪小人,一开始周旋于新旧两党之间,后被旧党识破,将他贬黜,他怀恨在心,后来也就以新党自居。

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。常安民不愿意接这活,他说:“民愚人,不知朝廷立碑之意。但元佑大臣如司马相公者,天下称其正直,今谓之奸邪,民不忍镌也。”我是啥也不懂的小老百姓,这份“黑名单”上第一个就是司马光,我觉得司马光是个好人,我不忍心把司马光的名字刻在“奸党”的队列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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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京主持的变法没有一件和王安石的变法相符,变法只是他擅权误国、迫害异己的工具。从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三次大规模对元祐党人进行迫害。崇宁三年更是开列了集大成者的“奸党黑名单”,由当今天子宋徽宗亲自题写,并刻在文德殿门东壁。蔡京也亲自出马,题写了碑文。颁布全国州县,都要刻碑。这就是“元祐党籍碑”。上了黑名单的人,不仅有司马光、苏轼这样的旧党,还有几个像章惇、曾布这样的新党人士,他俩是因为是蔡京的政敌而被强拉进去的。

负责此事的官员很生气,百般威胁利诱。常安民无奈只好提出一个要求:石碑上不刻“常安民镌”的落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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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口锅我不背。

上了黑名单的官员,重则关押,轻则流放。在这309名中,流放岭南的就有32人。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。宋徽宗下诏规定,凡是党人子弟,不论是否当官,都不得在京城居住,也不能擅自进京。皇室宗亲不得和党人子弟通婚。此外在科举考试、做官上也有诸多限制和歧视。这些官二代一下子成了“黑五类”。

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。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大事件中的小人物。小人物当然就是石匠常安民,大事件就是“元祐党籍碑”事件。

元祐党人很多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家、思想家,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,蔡京下令焚毁他们的著作。黄庭坚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秦观、程颐的文集都曾遭到焚毁。蔡京之流还想烧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有高人抬出宋神宗,《资治通鉴》是宋神宗作序,他们才作罢。

中国的封建历史上,党争的历史悠久,东汉是党锢之祸,唐朝是牛李党争,到了宋朝,就是元祐党和元丰党的对决。

在当时老百姓的眼里,司马光、苏东坡、程颐等都是忠良正直之臣,像蔡京这样的才是大奸臣。蔡京之流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慨和责难。苏东坡的文章是越禁越流行。长安有个叫安民的石工被征去刻“党人碑”,他推辞说:“民愚人,固不知立碑之意,但如司马相公者,海内称其正直,今谓之奸邪,民不忍刻也。”官府大怒,要给他定罪,他哭着说:
“被役不敢辞,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,恐得罪于后世。”蔡京之流立碑的目的本来是想搞臭元祐党人,没想到适得其反,反而抬高了他们的声誉。

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。元祐党和元丰党的斗争以王安石变法为风向标,绵延多年,从一开始的政见不同,到后来为了反对而反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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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单的说,元祐党属于保守党,反对改革,元丰党属于激进派,支持改革。

后来宋徽宗看到天怒人怨,于崇宁五年废除了元祐党人的一切之禁,所立的石碑也全部毁去。直到南宋宋高宗时,认为赵宋王朝的内外交困就源于王安石变法。这时元祐党人才被平反昭雪,改称为”元佑忠贤”。他们的后世子孙纷纷以祖上曾进入“黑名单”为荣,还有人重刻旧碑以作纪念。石碑传世的有两个,较为完整的现存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,是”党人”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嘉定四年所刻。因其上面有宋徽宗和蔡京两大书法家的“墨宝”,现在已属于国家一级文物。

这党那党,关键看皇帝支持谁。好比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赛,皇帝就是穿着龙袍的黑衣裁判。

上了黑名单,被定为“奸党”的元祐党人被平反了,而那搞出“奸党”黑名单的蔡京,千百年间一直被当做奸贼,被人们唾弃。

支持改革的宋神宗死了,太后说了算,保守势力抬头,元祐党一派占了上风;

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。支持改革的宋哲宗亲政了,元丰党狂殴元祐党;

“朋党”暴光了保守专制阴暗一角。支持改革的宋哲宗死了,保守的太后垂帘听政,元祐党扳回一城;

好景不长,支持改革的宋徽宗亲政了,元丰党继续狂殴元祐党。

简单的说,就是皇帝一般都支持改革,太后则偏向保守。

不过,宋徽宗亲政之后的党争开始变味了,以往作为裁判的皇帝也登场亲自战斗了。

当时,元丰党的党魁是著名的大奸臣蔡京,他说服皇帝吹黑哨,直接让皇帝拿出了从来没用过的红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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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102年和公元1104年,元祐党人的名字先后两次被刻在了石碑上,总计309人。这份名单中包括砸缸救人的司马光、灌水浮球的文彦博、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、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的苏东坡、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的秦少游、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等等。

不管是去世的,还是健在的,只要上了这张长长的黑名单,子孙不许留在首都,不许参加高考,永不录用。

之前的党争失利,无非是贬官降职外放,等待时机东山再起,而这次,基本上是斩草除根的节奏了。

这块石碑据说一共有三个版本,前两个版本分别由宋徽宗赵佶和蔡京亲自书写,刻石“扬恶”,这二位可都是大书法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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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,朝廷要求各地复制,分别放在各州府的衙门前,复制的版本是蔡京手书版,也因此有了《邵氏闻见前录》上记载的那一则故事。

没过几年,朝廷下达大赦令,“除党人一切之禁”,所有版本的石碑都被毁弃,各地官府衙门前的复制品也都不见了踪迹。

到了现代,“元祐党籍碑”只有两件了,其中一件还是国家一级文物。

这两块石碑又是怎么来的呢?答案令人惊异。

南宋时期,“修复祖宗故事”,元祐党人大翻案。被迫害了几十年的元佑党人后裔,在扬眉吐气的时候,竟有人重刻旧碑,以泄怨愤。

现存的两块石碑就是那个时期的“泄愤之作”。

这两块石碑,一块在广西桂林,是黑名单上的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请石匠制作的,但这块石碑由于年代久远保护不当,很多字迹已经磨平,没什么文物价值了。另一块在广西柳州的融水苗族自治县,是黑名单上的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复制的。

融水的“元祐党籍碑”混合了原版的几个不同版本,碑额“元佑党籍碑”五个字是宋徽宗赵佶的手笔,碑序和党人姓名是蔡京的真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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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块石碑是在当地农村的一个粪坑里被发现的,搬动的时候还不小心弄断了一部分,还好赵佶和蔡京真迹的部分没有受损,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其实,文物的价值还在书法上,和党争没啥关系。

大嘴就纳了闷了,为什么字写得好的,有那么多坏人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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